工会内讧或成三星电子新麻烦，韩国企业警惕劳资博弈“效仿潮” ...

呼应

尽管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最后一刻避免了一场可能危及行业的大罢工，但三星电子工会内部却吵翻了天。
就在劳资双方结束既定投票的前一天，当地时间26日在三星电子内部的第三大工会，也就是代表三星电子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同行工会，已向韩国水原地方法院申请禁令，试图叫停半导体部门员工当时进行的一项关于绩效奖金上调的投票。
尽管这一申请无碍劳资双方就薪酬临时协议投票达成的结果，但韩国水原地方法院已将临时禁令申请的审理日定于5月29日。除临时禁令申请外，该工会表示，还将就投票无效等事项提起实质诉讼。


并非铁板一块
根据公开信息梳理，三星电子内部根据人数、部门来源等分成若干工会。主导此次与资方进行谈判的为规模前三大的三家工会，分别是半导体部门占据主导的超企业工会，该工会人数约为7.2万人，核心为半导体（DS）部门，其中存储部门约2.4万人、非存储部门约1.7 万人、DS公共组织约2.2万人等。
规模第二大的为全国三星电子工会，约1.5万人，覆盖全公司各部门。规模第三大的就是此次申请禁令的同行工会，该工会成员约为1.3万人，70%以上为设备体验（DX）部门员工。
根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达成的“临时协议”，奖金发放方案分为业绩激励奖金（OPI）与半导体（DS）事业部专项经营绩效奖金两大类。其中，半导体部门特别经营绩效奖金按双方核定经营业绩的10.5%发放，且不设置发放上限。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大型企业通过书面约定将营业利润按固定比例分给员工作奖金，在该国历史上颇为罕见。去年，SK海力士率先打破了相关禁忌，三星电子则为第二例。
同时，根据此次临时协议估算，DS部门员工可获得约税前2.1亿至6亿韩元的绩效奖金，而DX部门员工大概率仅能获得约600万韩元等值的公司股票。
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就横向对比来看，此次三星拿出核定经营业绩10.5%用于员工福利，比例已高于SK海力士的10%，因此就待遇而言无明显劣势。但他也强调，由于三星电子工会内部实则由各部门员工组成，各部门营收差距较大，利益分配不均容易造成内部意见分裂，“盈利较多的存储板块员工，和效益偏弱部门的员工诉求不一致，已成为工会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
此前，同行工会曾与超企业工会及全国三星电子工会“抱团”与资方谈判，但因后续认为DX部门意见未被反映而退出。对此，超企业工会主张，既然同行工会选择最后时刻退出，同行工会不具备投票权。也正是无法在最后一刻投票，成为此次三星电子工会内讧的直接导火索。
“这只是开始”？
詹德斌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实三星过往长时间实行无工会经营模式，直到2019年才正式成立工会，发展时间较短。“在韩国本土，工会传统上非常强势，由此三星不敢轻易就妥协让步。参考此前现代汽车的情况，薪资待遇已高于行业常规水平，但工会屡屡提出加薪诉求。此次，韩国总统李在明也通过社交媒体对无休止的劳工诉求表达不满，向劳资双方都施加了相应压力，最终促成双方在罢工最后一刻达成临时协议。”
李在明20日就三星电子工会方面提出的绩效奖励相关要求予以批评，指责工会的要求过分，并表示分享营业利润的主体应是投资者，而非工会。
詹德斌表示，尽管李在明政府最后时刻出面“斡旋”，但其实，本届韩国政府在此次三星罢工风波中实则“进退两难”。“李在明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就是依靠韩国基层劳工群体的支持执政，李在明此前也获得韩国两大全国性工会的支持，政府内部现任雇佣劳动部长金英勋更是民主工会委员长出身。”他分析道，“由此可见，这届韩国政府的立场其实是偏向劳工群体的，但政府在实际执政中又不能纵容过度诉求，一旦罢工导致企业生产运转停滞，会严重影响韩国国内的经济。毕竟韩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三星这类龙头企业支撑，因此李在明政府不便给出绝对化表态，只能从中调停、施压。”
对于此次三星电子大罢工风波，高丽大学法学教授金基昌（Kim Keechang，音译）表示：“这可能只是个开始。”他强调，该协议违背了关于企业收益的长期全球惯例：奖金通常是在缴纳税款后计算的，而三星的半导体工人实际上是在索取公司财富份额时“插队”了。
当前，韩国不少企业工会也纷纷提出类似要求。互联网企业Kakao工会5月中旬称，员工正与管理层协商，提议将10%的营业利润划为奖金。该公司及其四家关联企业的员工已发出罢工警告，诉求若得不到满足便将采取行动。电信运营商LG U+、大型造船企业现代重工的工会均在近期提出多项诉求，其中要求至少将30%的营业利润用于发放绩效奖金。目前LG U+已启动薪酬谈判，现代重工的劳资磋商预计6月开启。
韩国工商界对其他企业工会的效仿也深感忧虑。韩国企业联合会在声明中表示：“该协议反映了三星电子的特殊情况，劳工团体不应将其泛化并在全行业提出过高的奖金要求。”
在詹德斌看来，在韩国企业内部，工会影响力不容忽视，“韩国用工模式兼具欧美国家特点，比如用工制度参照欧洲标准，企业裁员难度大；而劳工薪资诉求风格贴近美国，争取权益态度坚决。”。
韩国学者金允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韩企出现效仿的势头，本质上是韩国劳工在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要求共享企业经营成果的集中爆发。“后续如果更多企业仿效三星电子，不仅会进一步推高韩国企业的用工成本，削弱韩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还可能使得韩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加缺乏优势。”他解释道，外资会担忧过高的用工成本和强势的工会诉求会影响投资回报，进而放缓甚至放弃在韩投资布局，这显然不利于韩国脆弱的经济复苏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