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渔船血案：6名中国人一夜怒杀11名船员！韩国总统为他们辩护 ...

勇敢的萝卜英子

1996年8月2日凌晨，南太平洋海域。
一艘名为“佩斯卡玛号”的韩国远洋渔船正在海面上静静航行。操舵室里，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正在进行。
等到一切结束时，这艘船上将有11条人命永远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动手的，是6名中国籍船员。
这件事后来震动中韩两国，甚至牵扯出一位未来的韩国总统。但在讨论法律与审判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一个问题：一艘捕捞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6个普通人下得了这个手？





时间往回拨到1996年6月7日。佩斯卡玛号从韩国釜山港出发，船上一共24人：7名韩国籍管理层，10名印尼籍船员，以及7名刚上船的中国籍船员。
这7名中国人都是朝鲜族，来自吉林。其中年纪最大的全在千44岁，有过一年多出海经验。剩下六个全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有人刚结婚，有人家里盖房子欠了债，都是听说远洋捕捞挣钱，凑了保证金就上了船。
他们以为上了船就是干活挣钱，却不清楚自己在韩国船长眼里，到底是什么地位。
我查了当年的公开报道和后续辩护材料，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船上的薪资结构，中国船员拿固定工资，韩国船员拿捕捞分成。换句话说，捕得越多，管理层赚得越多。这个设计从一开始就让“催促劳动”变成了一种利益驱动。
出海没几天，遇上恶劣天气。没出过海的小伙子们集体晕船呕吐，整夜睡不着。按照常理，这时该停船让人缓一缓。但船长崔基泽不许停，故意让他们在风浪里硬扛。
第二天，所有人被赶上甲板训练。身体没恢复，手脚自然慢。甲板长姜仁浩看着这些“笨手笨脚”的中国船员，二话不说，直接上手。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种粗暴管理，那接下来的事会让你重新理解这个案子。
姜仁浩身高一米八多，体重超过两百斤。船上中国船员和印尼船员，几乎全挨过他的打。不是简单的推搡，是用捕鱼工具砸脑袋、砸耳朵，血顺着脸颊往下淌。船长崔基泽在一旁看着，有时甚至亲自动手，拿起铁棒就追着人抡。
这已经不只是“管教”，这是在用暴力建立绝对服从。





法律上有一个概念，叫“长期虐待下的应激反应”。在很多恶性案件里，加害者本身曾经是持续性的受害者。这不代表洗白他们的行为，但法庭在量刑时，往往会考虑这种“被长期施暴”的前因。
船员们忍了。他们觉得是自己干得不够好，更卖力地干活，希望换回一点尊重。可忍让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6月26日，全在千和其他船员写了一封信，托船上唯一对他们友善的韩国船员李仁锡转交给船长，请求改变管理方式。信交上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第二天，又有人被打得满脸是血。船员崔锦浩动作慢了点，姜仁浩拿捕鱼器砸他的头和耳朵。白忠范鱼饵挂不好，船长崔基泽先用鱼砸他的头和后背，然后一脚踢翻在地。李春胜只是偷偷瞟了一眼，被姜仁浩发现，捕鱼工具直接砸到脸上，鲜血直流。
李春胜本能地躲了一下。这一个躲闪动作，让船长彻底暴怒。他命令所有船员趴在地上，四肢伸直撑住身体，然后用棍子挨个敲屁股——这在当年的韩国，是一种带有很强侮辱意味的惩罚方式。
轮到李春胜时，船长让他跪着往前爬。他没服从，船长抡起铁棒就往他头上砸。这一下如果砸实了，后果不堪设想。李春胜侧身躲开，铁棒砸在肩膀上。
然后，他夺走了那根铁棒。





全在千和李仁锡赶紧出来拦着。中国船员对着船长大喊：“为什么我们都给你写了信，你还要这样打我们！”
李仁锡这时才解释：信还没转交，因为船长心情不好，自己工作忙，没顾上。
这个细节在后来庭审中被反复提及。如果那封信当时就被转交，事情会不会有不同走向？可惜，没有如果。
船长当时服了软，表示以后再不会动手打人。身体暴力停了，精神折磨接上了。每天超负荷工作，睡觉时间被压缩到三小时左右。全在千他们觉得，这样下去不是被打死就是被累死，几个人商量后，向船长提出下船。
7月30日，船长把7名中国船员叫到操纵室。除了崔万峰——这个人后来站到了韩国船员那边——其余六人都明确表示想下船回家。
出乎意料，船长答应得特别爽快。他拿出一份文件，让船员们在上面签字。船员们以为那是下船手续，兴高采烈地签了。
签完字，船长把文件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大意是：中国船员不服从管教，拒绝工作，手持凶器企图杀害船长，因此决定驱逐出船。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然后船长摊了牌，说出了一句彻底击垮这六个人心理防线的话：“乞丐般的崽子们，能那么容易放你们走？你们会在萨摩亚拘留所呆上三个月，吃住费用全由你们自己承担，等你们家人寄到足够的钱后才能放你们走。”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事实，也是后来被证实的关键信息：从萨摩亚下船并不会被拘留。他们可以从那里直接回中国，费用只需从保证金里扣除机票和停留开销。船长是故意这么说，他要让这些人绝望。
这六个人信了。他们眼前浮现的画面是：家里的债还没还完，自己又要在异国拘留所里背上新的债务，家人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钱。那种被逼到墙角的感觉，从这一刻开始，把理智一点点击穿。





8月2日凌晨，全在千把船长骗到操纵室。三名手持杀鱼刀的中国船员已经等在那里。
后续的过程，我用最克制的方式概括：船长和另外五名韩国船员先后被以同样方式袭击后抛入海中。三名印尼船员因为目击了过程，被逼迫参与行动。连同那个站到韩国一方的中国船员崔万峰，四人后来也被扔进海里。船上共11人丧生。
唯一被留下的韩国人是李仁锡，那个曾答应帮忙转交信件的人。
做完这些后，全在千等人胁迫李仁锡掌舵，想偷渡去日本。他们破坏了船上的无线电设备，但李仁锡一直在找机会。8月24日，他借口渔船重心不稳，把中国船员骗进鱼舱整理货物，然后和一名印尼船员封死了舱门。
一小时后，他们遇到日本巡逻船，发出求救信号。六名中国船员被日本海警控制，后移交韩国。





案件曝光后，韩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用“屠夫”“恶魔”来形容这六个人。关于韩国船员长期施暴的事，起初被有意无意地淡化。
1996年12月，釜山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六人全部死刑。
狱中的全在千写了上万字的陈情书，详述韩国船员的暴力与侮辱。韩国媒体没什么反应，但中国朝鲜文媒体刊载后，引发了朝鲜族同胞的强烈关注。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年轻的人权律师文在寅。
当年正是他，和朝鲜族律师赵峰一起，接手了这个谁都不想碰的案子。文在寅在二审中为六名中国船员辩护，核心论点并不是否认杀人事实，而是力陈“长期虐待导致的心理崩溃”应构成减轻情节。
二审结果下来：全在千维持死刑，其余五人改为无期徒刑。
这个判决，文在寅至今仍被不少韩国人骂作“卖国贼”。但他多年后公开表示，从不后悔当年的辩护，因为量刑必须考虑前因。





这起案子在法律上的核心问题其实很清楚：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责任该怎样切割？
在任何国家的刑法里，以剥夺他人生命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可能被豁免。全在千等人在夺走11条人命的那个凌晨，已经跨过了法律的红线。判决结果也体现了这一点——六个人全被处以极重刑罚。
但法庭同时做了一件事：区分。对主犯维持死刑，对从犯改无期。这说明法庭采信了“受虐前因”对量刑的影响，没有把六个人一刀切。





回过头来看，当年那张被翻过来才看到背面文字的文件，如果一开始就是透明的，如果船长没有故意欺骗和威胁，这六个人也许不会走到那一步。这不是在替谁开脱，而是指出一个被太多悲剧印证过的规律——把人逼到没有退路，是最危险的事。
劳资之间，可以有雇佣关系，可以有管理权威，但不应该有把人当工具的傲慢。那艘船上最初的暴力受害者，和后来的暴力施加者，共同被卷进了一场本可避免的灾祸。
面对极端压榨，法律允许的自救边界在哪里？如果你是当年的船员，你觉得在签字被骗之后，还有哪些合法救济途径？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请把这篇文章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远洋劳工权益保护有多重要。

gowine

在国内的日本人的待遇很好嘛！

宛若浮云

又是小编胡邹乱造，从哪里看出来日本慌了？不懂就不要自我感觉良好！